又到五一小长假。作为全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，杭州各大景点人满为患。排队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习惯，尤其对一帮中老年人而言——我并无任何歧视之意，可是现实确实如此。

于是在各大景点，不管是买票、上车还是登船，总有那么一些人肆无忌惮地插队。而且一般情况下，那些规规矩矩排队的游客，虽然不少人心有不满，可是几乎没人表达抗议。顶多，也就是投去一个不满的眼神，或者私下里嘟囔嘟囔。一定程度上，正是因为吃准这些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插队者才敢于我行我素，毫无顾忌。

必须承认，设身处地思考，做一个沉默的排队者也许是个人的最佳选择。出门在外旅游，大多数游客都是“人身地不熟”，不愿发生任何纠纷，否则很可能因为势单力薄或孤立无援而吃亏。何况，旅游无非为了放松，若非没有退路，估计很少人愿意介入口角甚至拳脚纷争。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被人插队虽然不爽，可是终归也就是暂时的拖延而已；相反，如果逞一时之愤而引发争斗，即使最终不致吃亏，所付出的时间、精力和心情成本无疑会高很多。所以，权衡利弊之下，多数人都会选择沉默。

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可能还在于对其他排队游客缺乏足够的信心。排队者众，插队者少，按理说是寡不敌众。如果排队者一致抗议插队行为，估计很少人敢于插队。可是问题在于，排队者并非一个统一行动的整体，而是无数怀有私心的个体。人人都反感插队者，可是人人都不愿首先站出来表示抗议。理由很简单，抗议者很可能遭到插队者的打击，而旁人不见得会拔刀相助。如此一来，站出来的成本太高，沉默下去的损失相对倒是较小。作为一个有着正常心智的理性人，必然会选择沉默。

显然，这就是经济学上的“囚徒困境”。虽然合力抗议能够取得最佳效果，但是没人敢确信其他游客会选择抗议；为了避免“枪打出头鸟”的最劣情况，人人都选择明哲保身的次优战略。

你我都是囚徒。插队者正是抓住这种囚徒心理，才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肆无忌惮地插队。反正，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，虽然这一回擦肩而过，但是一辈子多半不会再有往来，所以也无所谓“形象”问题。经济学上，这可称为“一锤子买卖”，因为没有重复交易的预期，所以敢于以最大的恶意攫取最大的收益。

这一困境是否有解？经济学上似乎没有。

然而现实中“可以有”。想起清明节时在西溪湿地的经历。由于爱人怀孕，不能长期步行，所以选择坐船。码头人多，排队超过40分钟。多数人都能守规矩，可是总有几个人要插队。尤其是一个旅行团，导游站在最前面，团员们稀稀拉拉三三两两赶来，却都要直接冲到最前面和导游汇合。我忍了三四个人之后，实在心中冒火，大声抗议。导游起初还强词夺理，想要和我争辩，结果不想前后十数人挺身声援，众口一词谴责导游和其团员。更有膀大腰圆者干脆横身通道中间，阻止插队者通过。导游虽然一副凶相泼相，但见群情激奋如斯，慢慢也就退缩了。于是乎，我等站出来抗议者，大都觉得胸中闷气纾解，极是爽快！

由此看来，至少在景区排队这一回事里，你我大多数并不见得都是“囚徒”。插队者所依仗者，无非是没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。但是如果真有人吃螃蟹，摇旗呐喊者其实并不少见。毕竟，抗议插队并不见得有多大风险，并不会如真正的“囚徒”那样面临“十年还是一年（监禁）”的艰难抉择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龙应台出版《野火集》一书，十日之内再版四次，一时间风靡全台。书中核心之一，就是希望台湾民众敢于“生气”，遇到插队、闯红灯、污染环境者，敢于站出来抗议。龙应台说，她并不是号召人人都出来做烈士，只是希望不要迷信“逆来顺受”，愿意去做一些“微不足道”的小事，比如对插队者说一声：请你排队。

台湾人做到了。大陆人呢？

 附：囚徒困境：警方逮捕甲、乙两名嫌疑犯，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。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，分别和二人见面，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：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，而对方保持沉默，此人将即时获释，沉默者将判监10年。若二人都保持沉默，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。若二人都互相检举，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。嫌疑犯几乎总是选择互相检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