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城警方的“欲擒故纵”

前些天偶尔看央视《今日说法》（2011年4月29日），发现是石家庄市公安局的一期表扬节目。大意是在石城某中心商业区，长期盘桓一伙扒窃分子，虽然警方明知其多次作案，但是因为盗窃案立案标准所限，警方要么需要现场查获赃物800元以上，要么需要一年之内确证至少三次的扒窃，否则只能将嫌疑人行政拘留，顶多二十天就得放人。

为了避免这种“屡抓屡放”的尴尬，石城警方痛下决心，调集专案组进行大规模拍摄取证。简单说来，就是在购物区隐蔽地点埋伏警员，利用DV相机拍摄扒窃犯罪，固定证据，待每个嫌疑人的扒窃行为都被拍下至少三次以后，再收网抓人，并进而逮捕、起诉、定罪。如此一来，嫌疑人轻则可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重者甚至可以高至十年。

在长达四个月的期间内，专案组共拍摄到扒窃行为20多个小时，次数500多起，被拍嫌疑人共8人。毫无疑问，为将这8人绳之于法，石城警方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值得高度肯定。尤其是在如今各地争相追逐“大案要案”的背景下，石城警方如此呕心沥血关注扒窃这类没有新闻价值但却干系民生的“小案”，无疑更值得赞扬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作为法律人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，对于专案组的一些做法，我却难免感到一些不安。

根据石城警方的说法，从拍到第一起扒窃到最终收网抓人，前后历时4个多月。在这120多天里，警方几乎天天看着嫌疑人在眼皮底下活动，把罪恶之手伸向一个又一个无辜市民，一次又一次窃得钱包、手机乃至电脑，让无数被害人伤心、愤怒乃至痛哭；可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定罪证据，为了最终将嫌疑人绳之于法，警方不得不一再放纵嫌疑人的扒窃行为。一定程度上，我们也许可以说：正是因为石城警方的放纵，才使得此后的数百起扒窃得以发生！如果警方提前抓人，尽管可能难以将嫌疑人定罪，但是十数天的行政拘留，至少也可以避免数十起扒窃，保护数十个市民的财产安全！

抓还是不抓：警方的纠结

我们相信，警方心理也极度纠结：一方面，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这一“长远利益”，需要依照法律规定搜集足够的证据，所以不得不暂时让嫌疑人逍遥法外；另一方面，看到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泪光，警方又必然恨不得提前行动。然而最终，也许是基于“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”的传统，警方选择了“放长线钓大鱼”，选择了“舍得孩子去套狼”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为嫌疑人最终伏法感到欣慰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对于那数百起扒窃案的被害人，对于这些被作为“证据”的“鱼饵”，我们难道真能做到心安理得？！

不要忘记，如果给予扒窃犯四个月的时间，几乎所有的赃物都已经转手，被害人找回失窃财务的可能性已经很小。同时更不要忘记，根据《人民警察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“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，应当立即救助”。当扒窃犯在警察眼皮底下公然行窃，警察也心知肚明的时候，“放长线钓大鱼”的行为是否涉嫌警察渎职？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假设，如果警察一开始就动手抓人，然后十来天后又不得不依法放人，嫌疑人继续作奸犯科，那么此后被窃的被害人是否也成为警察办案“不懂策略”的牺牲品？毕竟，如果警察再忍一忍，再多取一些证据，这个扒窃犯可能就应该在监狱带上几年，而不是区区十数天后又开始游荡于大街之上。

对于这些追问，显然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。警察的天职是打击犯罪，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。然而究竟是潜在的多数人的利益为重，还是当下正遭受犯罪侵害的个体利益为重，谁都不能轻易给出答案。

警察纠结，谁之过？

那么究竟是谁造就这种多数人与少数人利益的紧张？究竟是谁让警察纠结于抓人的良心与放纵的策略之中？

答案很简单：是立法者的制度设计有问题。也许立法者出发点很好，坚持刑事政策的“宽严相济”立场，因此对于数额较小或偶犯的扒窃行为不予认定为犯罪，只有达到一定数额，或者短时间内多次扒窃，才予以刑事处罚。然而立法者没有想到，要求数额或者次数的立法，在现实中根本不太具备操作性。扒窃犯几乎都是现行犯，一旦抓获一个嫌疑人，几乎无一例外否认有其他扒窃行为。只要金额不够定罪标准，警察只能区区拘留几天就放人。如果想将嫌疑人定罪，警方只能暂时采取放纵措施，让更多被害人白白成为牺牲品。极端情况下，比如这起节目里的石家庄，为了将一个扒窃团伙一网打尽，警方甚至不得不放纵犯罪长达四个多月，凭空增加500多个新的扒窃被害人！

不考虑操作性是我国立法部门的一个通病。一些立法条文，逻辑上看起来很严密，立场上也很难说有什么瑕疵，然而就因为属于“拍脑袋立法”，一放到现实中，要么难以落实，要么迫使执法者在良心与执法中做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。上面这个例子，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。

幸好，《刑法》修正案（八）已经对此作出回应。修改后的《刑法》第264条规定，只要是扒窃，不管次数多少，不管金额几何，都可以直接抓人定罪。石城警方从此可以不再纠结，只要发现扒窃，立马就可以动手抓人，而不必担心十来天后还必须得放人的无奈。

立法绝不是书斋里面拍脑袋的工作。立法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：一、这个规定是否具有操作性；二、这个规定会给执法者以及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行为引导？

唯有如此，石城警方这种“欲擒故纵”的高成本执法行为，石家庄市那500多起本可以避免的扒窃案，才不至于被一再复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