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大经济学教授熊秉元，与张五常、黄有光、林行止合称“四侠”，不仅文笔和讲授处处透着经济学的睿智，就连日常行为也深合经济学之理路。

熊教授在台大开课，选课学生众多，为保证上课质量，须控制学生人数，遂以拍卖听课权方式遴选学生。学生出国或就业，多有求推荐信于教授者，教授明码标价，“售卖”推荐信。不过教授并不将所获私藏腰包，而是转交学生指定之慈善基金。于是乎学生出钱，教授出力，在传递知识与推荐的同时，也为慈善尽力。学生因为有付出，所以选择更慎重，学习也更努力；教授因为排除掉多余的负累和干扰，可以提升教学和推荐的质量。不仅如此，因为双方都认为是在行善，还可获得内心的满足。慈善事业嫁接其中，显然比纯粹的街头募捐要有效。如此一举多得，一时传为佳话，据说多有教授效仿。

再说数年前教授到香港客座，误食超市过期之奶酪而致腹泻数日，既费医疗又费精神。经与超市交涉，超市却只赔偿一听新奶酪，至于医疗、误工乃至精神损害，全未提及。教授有心索赔，却多有迟疑。尤其是精神损失这类带有惩罚性之赔偿，如果学“麦当劳老太太”一杯热咖啡索赔千万美元之事，不免予人“狮子大开口”、“因祸得福”之口实。不过教授思量，若言明作为慈善捐款，不仅陪审团可能乐见其成，被告方可能也相对容易转圜。得此一念，教授虽然并未真正索赔，但字里行间明显透着欣欣然。

教授乃经济学之权威，于细微之处萃取真知，随意铺陈即是佳作一篇，于我等经济学之门外汉，既有醍醐灌顶之理论撞击，又有会心一笑之智识收获。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争论已久也，学界固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惩前毖后之意，但又顾虑受害者“因祸得福”之不公平甚至引发恶性诉讼潮，因此迟迟未能有突破。如果依循熊教授之方案，则可两全其美，岂不美哉。然而站在程序法之角度，教授之分析仍有值得斟酌之处。

设若教授真对超市提起索赔，而且包含巨额之精神损害赔偿，并自始至终言明自己不取一分，全额捐助慈善，这一诉讼主张似乎完全不应提交法庭。理由在于，一旦陪审团（或法官）获悉教授之行善意图，可能难保中立，对于事实和证据不详加审查，反而只是顺水推舟，促成这桩多赢之“美事”。毕竟，世人多有怜悯之心，力所能及之下常思行善积德。如若能借审判之便，慷他人之慨，将惩罚性赔偿变成慈善捐款，估计不少人都乐意为之甚至趋之若鹜。如此一来，裁判者无非是利用被告之钱财，满足自己慈善之意愿。与收费写推荐信或授课的教授不同，裁判者甚至无需付出（工资或津贴另有安排）；最关键的是，教授之事系“两情相悦”，并无强迫之因素；裁判者却系借司法之权威，将惩罚性赔偿——实际是慈善捐款——强加于被告。因此在本质上，裁判者无非是在“做自己的法官”，修司法之栈道，度慈善之陈仓。此等司法，显然并非公正之司法，亦非你我之所愿。故而在程序上，需要严格排除原告的捐助意图对裁判者的影响，不得让此信息以任何方式及于裁判者。

司法裁判之特质之一在于就事论事，禁止法官考虑过多因素。典型例子即为品格证据之禁止，避免将诉讼变成对当事人之道德审判。其背后之道理，无非认为法官乃普通之人，在不牵涉切身利益之时，常有惩恶扬善之思，甚至因此蒙蔽对事实的审查。实际上，不管是“慷他人之慨”捐助慈善，或是以品格证据裁判当事人，法官都是在寻求一种内心的满足，因而本质上是在寻求私利。“任何人都不能担任自己的法官”，程序正义的第一要素即在于此。如此看来，熊教授也许可以和超市私下协商以慈善捐助代替精神损害赔偿，但若要诉至法庭，却最好装一幅“得理不饶人”的摸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