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，对于法院参与房屋征收强制执行——即通常所谓之“强拆”——作出规定。坊间多有欢呼之声，尤其是看到司法解释中有“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……应当裁定不予执行”的字眼，就认为多年流弊的行政强拆可以大幅减少，取而代之的将是皆大欢喜的自愿搬迁。不过心存怀疑者也不在少数，通常的担心是，只要法院还在政府的“屋檐”之下讨食，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就没有本质差别，顶多也就手续复杂一点而已。

法律人熟悉的一个提醒是：“纸上之法”（law in books）与“现实之法”（law in action）往往存在差距。司法解释华丽的辞藻，可能并不见得能够落实。对于其中的程序或“手续”要求，比如提交材料、签名盖章等，由于是看得见的形式要件，落实起来相对不难——至少敷衍起来很简单。但是对于实体要求，比如确定征收补偿是否公平、是否缺乏法律依据、是否侵害公共利益等，一则可能见仁见智，二则存在巨大裁量空间，自然容易被操纵、被玩弄。实际上，从作为根本大法之《宪法》，到各种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等，漂亮的辞藻遭受无耻的曲解和架空已属家常便饭。面对当前这一司法解释，我们也完全应该保持足够的怀疑和警惕。

但是这并不是说，这一司法解释毫无进步。就我个人看来，其最大的亮点就在于“裁执分离”：一方面，作出征收决定的行政机关不得直接强制执行，需要向法院申请许可；另一方面，法院内部裁判部门和执行部分分离，前者专司“签字”，后者专司“动手”。愚见认为，这一分权机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制造出“官家打架，百姓获利”的效果，部分遏制不公正的强制征收。理由有二：

其一，分权通常导致制衡。所谓“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，当裁决、执行集于一体的时候，恣意乃至枉法行为就相对多发。正是因此，从孟德斯鸠开始，全球均奉“分权制衡”（checks and balance）为政治圭臬。“裁执分离”显然也是遵循这一思路。强拆被细分为裁判、执行、复议等各种权力，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。这种看似叠床架屋的权力设置，一则可以形成集体决策，避免“一言堂”，并通过集思广益提升决策理性；二则可以通过决策者之间、决策者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、辩论和监督，过滤掉极端或者明显违法的观点，使最终意见倾向于各种利益的妥协。

其二，责任追究导致以邻为壑。分权必然分责，每个部门、每个官员只对自己决策的环节承担责任。在强拆中，如果秋后算账，错在强拆裁决，则板子打在裁判法官身上；若错在强拆执行，则由执行法官（或受托执行的行政官员）挨板子。如此一来，每一环节、每一官员必然想方设法推卸责任。作出征收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强拆时，往往极尽能事将材料做得光鲜漂亮，因为一旦获得法院许可，责任就转嫁到法官身上。同理，裁判法官审查申请时往往分外小心，但是只要其裁定有理有据，不管最终强拆时如何刀光剑影，都与其无关。然而，这种“以邻为壑”的卸责机制，客观上却往往有利于提升最终决策的合法性和正确性。

诚然，有人会说，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，尤其是法院内部的各个部门，基本都是“穿同一条裤子”，不会有根本利益分歧；尤其考虑到中国法院在财政、人事等各个方面受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领导的过多掣肘，以及法院内部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的科层制度，一旦“一把手”强势推进征收，所谓“裁执分离”并无任何实质意义，必然沦为“一言堂”的“橡皮图章”。此话不假。不过一个勉强还值得乐观的现实是，并非所有征收项目都是地方主要领导亲力亲为，也并非所有领导都习惯于蛮横地干涉司法或践踏法律。因此至少在那些一般性的征收项目中，“裁执分离”还是有其正面意义。官员之间“打架”、扯皮、勾心斗角，勉强还能让百姓“渔翁得利”。

进一步说，即使在那些“预定结果”的特殊项目中，由于司法解释的存在，行政机关、法院通常还不得不“走一趟程序”，炮制一套表面看来合理合法的文书手续。如此一来，那些一度粗糙、恣意的行政强拆将被外表光鲜的司法程序取代。同样是违法征收、不公平征收，以后将逐渐变成一种“技术活”，通过法律职业人（法官、律师、政府法务等）对法律和证据的操弄来完成。瓶子换了新货，但依然可能装旧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