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一个段子特别火：“所谓中国式过马路，只要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，与红绿灯无关。”相信读者诸君和我一样，看到这条段子的第一反应是哂然一笑，佩服作者的诙谐与机巧；接着是禁不住点头，对作者的观察深感认同。不仅如此，估计很多人都会打开回忆之门，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同样的“从众违法”行为。

我承认，自己跟着“大部队”闯红灯的时候也不少。不过必须澄清一点，除了个别极为特殊的紧急情况，确保安全是我闯红灯的首要前提。然而不知是否因为自己的法律人身份，抑或因为大学教师的标签，每当“随波逐流”闯红灯的时候，我总要经历一番内心挣扎：跟着“大部队”走吧，总感觉是违规了，从而有“说一套、做一套”的自责；站立不动吧，面对空旷的路口和周遭异样的目光，又总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似乎有故作清高傻啦吧唧之嫌。最悲催的是闯红灯走到一半，路灯居然变绿了，难免暗骂自己“枉做小人”。这样一种“里外不是人”的尴尬，可能不少人都曾经历过。

那么，为何一个小小的红灯，区区十数米的路口，就让我们如此纠结呢？

仔细分析自己从众闯红灯的经历，发现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：一是赶时间，尤其是当红灯时间比较长，而且车流出现中断的时候。不过客观地说，这种情况并不太多。二是忍受不了“被孤立”的状态，当周围众人纷纷闯红灯的时候，如果自己一个人坚持等候，眼巴巴看着红灯半天不变绿，难免心理烦躁起来；而且在匆匆人流中一人独立，难免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，即便没人指指点点，也总感觉他人投来的目光不无异样，从而越发不自在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闯红灯，可能并非为了赶路，而仅仅是为了保持和他人的一致性，避免自己成为特立独行的“怪人”、“傻帽”。

60年前，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写有一本小册子，名曰《菊与刀》，专门研究日本文化。她的一个著名论断是，相比西方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“罪感文化”，东方文化是一种“耻感文化”。前者关注个体内心与上帝的交流，主要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个体行为；后者更为在意周遭众人的评价，主要以他人的监督来约束个体行为。照此逻辑，我在跟随众人闯红灯时经历的挣扎，似乎是“耻感”和“罪感”兼而有之。一方面，因为违背自己对规则的信仰而导致的“罪感”力阻自己闯红灯；另一方面，因为独立于众人而导致的“耻感”又迫使自己从众。“罪感”往东，“耻感”往西，各不相让，自然尴尬。

这样说来，似乎每个人本质都倾向于遵章守纪，错误全在带头闯红灯那些人。显然，如此动辄委过于他人，除了彰显我们自身人格的浅薄和分析能力的低下外，并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。同济大学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表明，国人之所以容易闯红灯，与各个城市的红灯时长直接相关。实证调研发现，国人对红灯的忍耐限度大概在70至90秒之间，一旦超过此时间限值，行人过街将处于不可控局面。而当下诸多城市的路权分配不合理，针对行人的红灯设置过长，导致行人难以忍受，于是纷纷开始闯红灯。由此看来，并非国人生来不守规矩，而是制度设计诱使国人违规。过长的红灯延时设置，一是使得赶路的行人等候不及，二是使得本来无心违规的人迫于围观压力而纠结前行，结果看起来好像人人都不把规矩当回事，又更进一步侵蚀人们心中的规则意识。

按照上述逻辑，在红灯设置比较短的地方，集体闯红灯现象应该相对较少。然而观察发现，集体闯红灯最为严重的地方，往往并非交通最为拥挤、红灯延时最长的大城市核心区，反而是中小城市尤其是中小街道。特别是在一些县城或乡镇，路人对于红灯几乎视而不见。究竟原因，无非是规则意识的整体习惯性缺乏。在一个更多依赖惯例或“关系”治理的社会，成文的规则往往习惯性地被突破，警察执法一般是“入乡随俗”，普遍弹性较大，较真的时候不多。如此一来，民众难以习得良好的规则意识，反而依据生活经验相信“法不责众”，“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”。相比之下，大城市的规模和舆论监督导致其不得不更多依据成文规则进行治理，因而市民普遍更具规则意识，也更习惯于在路口等待红灯——只要红灯不是太久。而当停步的行人越多，贸然闯红灯的“先行者”所要面临的围观压力也就越大。

人是社会的动物，必然难免受到围观压力的影响。笔者身为法律人，虽然往往自诩规则意识不错，但在面临“罪感”与“耻感”的龃龉时，难免有时还会选择从众闯红灯。然而每当抱着小女上街，路遇红灯，不管有无车辆，我总会自觉停下步子，不厌其烦地指着交通灯告诉小女：“红灯不能过街，要绿灯才行”。有了这种熏陶，小女不到一岁就能分辨红灯绿灯，而且知道示意大人该过街还是该停步。奇怪的是，每当牵着女儿的小手，即使其他所有人都是肆意穿行，只有我们父女俩傻傻地等红灯，我也没有任何的“耻感”。或许，在个人道德自律的“罪感”和围观压力的“耻感”之外，还有一层为人父母的“责任感”在约束我们的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