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地产“空调”多年之后，号称“最猛”的“国五条”登台亮相。除了老调重弹的限购、限贷之外，真正的杀手锏无疑是对二手房转让征收20%的所得税。一时之间，抢在“国五条”落地之前，各地二手房交易呈天量暴增，房管部门的排队大军甚至堪比春运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限贷、限购、缴税等多与户口挂钩，各地都出现大量因买房、卖方而假离婚、假结婚的现象，以致有民政部门在门口贴出“楼市有风险，离婚需谨慎”的告示。网上更是不时传出“弄假成真”的故事，甚至有潜伏多年的“小三”借机上位，“逆袭”成功。楼市之荒唐，生活之无奈，爱情之脆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面对此等苦涩的幽默，我们的惯常思维往往是诉诸对个体的道德臧否。比如有全国政协委员就建议，对于通过假离婚规避限购政策的人，应该记入个人诚信档案。言下之意，这是一种需要从道德上加以否定的行为。诚然，相信在多数人看来，房产固然价值万千，爱情却是无价之宝，不能够也不应该用金钱来交换。然而在臧否个体德性的同时，我们似乎更应该调转矛头的指向：如果一项旨在调控市场秩序的政策，其结果却是诱使甚至迫使人们大面积地违背公认的道德准则，其本身是否欠妥？

批评一项政策总是很容易，尤其在转型中国这么一个极端特殊的语境下，几乎没有一项全国性政策会获得众口一致的认同或称赞。对一项政策的评价，必然也是见仁见智。以“国五条”为例，法律人多是从合法性角度切入，质疑20%所得税的法律依据，甚至上升到征税权归属这一宪政问题。经济学家则更关注有效性问题，批评调控目的与调控手段的错位，认为缴税不仅不能平抑房价，相反更可能抬高房价。公共政策学者似乎更喜欢阴谋论，主要探讨调控背后隐藏的利益主体，比如因一手房大卖而获利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。应该说，这些标准都没错，都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。然而除此之外，我们似乎有必要再引入一个“德性”指标：这一政策是否能够给予人们正确的道德引导？是否能够明确区分善恶和是非？是否会明白无误地否定非道德行为？是否可能诱使甚至鼓励人们违背公认的道德准则？

政策的德性并不总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。奥斯卡历史上有一部经典影片，名为《闻香识女人》，讲到一个顶尖私立中学的校规：任何知晓他人违纪行为的学生，都有义务向学校报告。一名男生无意间目睹几名同学捉弄教导主任的恶作剧，在面临惩戒委员会的质询时，却选择拒绝告密。就在学校即将开除他时，他因勤工俭学而结识的一名退役上校站了出来，直斥校规的不妥之处。上校说，学校的使命在于培养完整的人格，而一个正直的人、一个有德性的人、一个社会所真正期待的人，绝不应该为保全自己的未来而出卖他人。学校的规定或许有可取之处，但是当它鼓励甚至迫使学生卖友求荣的时候，当它选择奖励告密却惩罚一个遵循自我良心的学生的时候，它无疑是在制造猥琐的鼠辈，而非顶天立地的未来领导者。这样一个政策，本身就不值得遵守。

《闻香识女人》中的男生，最终没有被学校开除。影片或许有艺术的渲染，其中关于政策的德性的讨论却无疑值得我们思考。从根本上讲，所谓法律，所谓政府，无非是使用最小化的限制手段，实现人类自由的最大化，使人们有尊严地生活。任何一项社会政策，其功能不仅在于遏制、惩罚害群之马，也在于引导人们积极向善，鼓励人们选择正直、诚实、体面、有道德担当的行为方式。任何一项纵容、刺激甚至放大人性丑恶一面的政策，不管有多大的现实效果，都必须予以最大的警惕。

人天生无所谓德性，只是理性自利的“经济人”。一项合理的政策，必须直面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，将正常的逐利行为合法化、道德化，使每个人都成为“站着的逐利者”。如果动辄施以粗暴的干涉或否定，也许能在表面上赢得一部分服从，必然也会带来背地里的抵制和规避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干涉或否定不仅效果不佳，还使服从者感到一种“向强权低头”的卑微和屈辱，也使暗中逐利者受到“跪着挣钱”的舆论谴责和自我否定。长此以往，当权力的粗暴成为常态，当公民的屈辱或猥琐成为习惯，善与恶、是与非的界线将逐渐模糊。整个社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道德的指引，躁动的怨气、戾气和极端功利主义四处弥散，有尊严的自由生活将逐渐成为奢侈品。“国五条”带来的离婚潮，或多或少显出这种倾向。

市场经济总是瞬息万变。政府这只所向披靡的大手，也许确实能够在一定时间、一定范围内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，但是我们必须对它的道德指引保持足够的警惕。很多时候，相比一时的、甚至结果不明的经济收益，我们可能更需要维护人们“站着逐利”的权利。“国五条”的房价平抑作用和道德败坏效果，就值得我们好好权衡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就像《闻香识女人》中的上校那样，宁可接受一个不能查明的案件，也不愿制造一个学会告密的年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