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察权的界线
第一次到温州出差,住在市区某宾馆。晚上10:30左右,门铃声响起,打断我的备课思路。惊讶之中开门,居然是两名宾馆服务员,男性,手拿一份名单,要求我自报姓名,以确认和登记入住者是否属于同一人。多年来,我倒是第一次在酒店遇到这种要求,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服务员颇显无奈,一边表达歉意一边解释说,这是当地公安局的硬性规定,要求各宾馆必须在晚9点后逐一查房,确保每个入住者都在前台经过登记。
第二天下楼,我注意到电...
(删节版原载《新世纪》2014年第8期)
一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,至少需要在监狱呆多久?除非存在特定的严重疾病,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:他能否得到减刑或假释?对于普通罪犯,减刑途径几乎只有“华山一条路”:认真遵守监规,接受教育改造,确有悔改表现。一般来说,十年有期徒刑会执行八年左右。不过对于广东健力宝集团前董事长张海而言,他只需要服刑五年十个月零两天,就可以提前出狱并携女友远走高飞,到境外享...
周末正值爱人生日。难忍杭州阴冷彻骨的冬天,也趁着时间合适,我们便去厦门晒晒太阳。周六上午,徜徉在环岛路旁的海滩上,偶见一条小巷颇有味道,随兴溜达进去,发现是地图上强烈推荐的“文艺生活街区”曾厝垵。冬日暖阳之下,一路别致的客栈和小店,三两悠闲的游人,再加点音乐和闽南小吃,颇有一番“这才叫旅行”的感觉。
走到曲折弄堂的尽头,有几家卖水果的小摊位。一溜热带水果,五颜六色,颇为诱人。与别处不同的是,每家...
聂树斌与王书金,究竟谁杀了康某?
这个问题的答案,其实已经无关生死。聂树斌已经在18年前被执行死刑,王书金也因另负三条人命,或许也命不久也。然而我们关注这个案件,除了对于真相的执着和对于(可能的)冤死者的同情,更多是想检视中国司法的纠错意愿和能力,评估中国司法乃至执政者的伦理底线。然而仅就目前看来,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有一个答案。
一、问题的关键:采信谁的口供?
2013年6月25日,王书金案二审在河北...
最近一个段子特别火:“所谓中国式过马路,只要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,与红绿灯无关。”相信读者诸君和我一样,看到这条段子的第一反应是哂然一笑,佩服作者的诙谐与机巧;接着是禁不住点头,对作者的观察深感认同。不仅如此,估计很多人都会打开回忆之门,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同样的“从众违法”行为。
我承认,自己跟着“大部队”闯红灯的时候也不少。不过必须澄清一点,除了个别极为特殊的紧急情况,确保安全是我闯红灯的首...
哈尔滨塌桥事故调查结果出来了,几乎不出意外,依然是货车超载惹的祸。想起一篇数月前的短评,本是针对怀柔塌桥事故而写,今天贴在这里,似乎也勉强算是“应景”。
34岁的司机张文军,驾驶超载110吨的挂车,压垮北京怀柔某桥梁,获刑4年,另需赔偿地方政府1556万元。简单的一串数字,离奇的一个案件,在网络上引起讨论无数。然而七嘴八舌之中,对法院判决赞同者少,质疑者多。反对的声音主要有三种:一是怀疑桥梁本身是豆腐...
前文论及,中国当代刑辩律师表现出四种职业伦理困境,分别是“路人”、“顺民”、“帮凶”和“斗士”。客观地说,不管是哪一种角色,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,中国刑辩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都显得较为特殊。究其深层次原因,在于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实践不仅受到主观选择和职业特点的影响,更与中国特殊的司法环境及律师行业管理有关。具体分析如下:
1、因律师个体原因导致的道德滑坡行为。对于中国当代刑辩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,...
近日,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,对于法院参与房屋征收强制执行——即通常所谓之“强拆”——作出规定。坊间多有欢呼之声,尤其是看到司法解释中有“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……应当裁定不予执行”的字眼,就认为多年流弊的行政强拆可以大幅减少,取而代之的将是皆大欢喜的自愿搬迁。不过心存怀疑者也不在少数,通常的担心是,只要法院还在政府的“屋檐”之下讨食,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就没有本质差别,顶多也就手续复杂一点而已。...
基于风险高、收入低、效果差等原因,“刑事辩护难”已基本成为一个共识。一方面,刑事辩护率长期偏低甚至每况愈下;另一方面,有限的律师介入案件也面临会见难、阅卷难、取证难等多种障碍。迄今为止,实务界和学术界的相关讨论大多集中于刑事诉讼制度问题;然而从律师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,中国当代刑事辩护同样面临诸多困境。主要表现如下:
1、路人:逃避主义。“路人”律师不是逃兵,并非在同公权短兵相接的过程中落荒而逃...
笔者窃据法学院一教职,在学言学,故虽资历浅薄,也能偶尔参加一些学术会议。这些会议经历中,一个印象被一再强化:相比法院和公安系统而言,检察机关似乎特别愿意组织、参加各类学术性会议,也特别愿意提交论文。其积极性和热切程度,几乎同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不相上下。比如上月在洛阳的一次论坛,与会者来自全国上下数十家检察院,人数过百;但因会期限制,只能安排区区十个主题发言人。结果因气氛热烈,诸多与会者深感不吐不快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