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者窃据法学院一教职，在学言学，故虽资历浅薄，也能偶尔参加一些学术会议。这些会议经历中，一个印象被一再强化：相比法院和公安系统而言，检察机关似乎特别愿意组织、参加各类学术性会议，也特别愿意提交论文。其积极性和热切程度，几乎同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不相上下。比如上月在洛阳的一次论坛，与会者来自全国上下数十家检察院，人数过百；但因会期限制，只能安排区区十个主题发言人。结果因气氛热烈，诸多与会者深感不吐不快，主办方不得不临时增加发言。检察系统的研讨热情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检察系统对于学术的钟情，还有其他不少明证：

一是科研机构和人员。比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，既有专门的政策研究部门即研究室，还有直属事业单位检察理论研究所，汇聚有一批国内顶尖的学者，其学术力量大可媲美很多一流法学院。研究所每年组织的课题，在国内学界也有相当影响力。

二是学术刊物。最高检主办的《中国刑事法杂志》，长期与各大科研院校的专业刊物争雄，连续多年入选CSSCI法学核心系列，在诸多实务部门主办的刊物中大有鹤立鸡群之势。

三是科研产出。笔者虽然没有专门统计，但就日常印象而言，检察系统每年发表在重要法学刊物上的论文，似乎要比法院系统多出不少；和公安部门相比，更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

四是和学界的联系。最近几年，上至最高人民法院，下至不少基层检察院，都大力延聘法学专家挂职担任领导职务。就笔者有限的了解而言，就不下数十位，而且似乎渐有制度化的趋势。相比之下，虽然法院系统也有公丕祥、张文显等著名法学家先后加盟，但大范围、制度化的操作，目前还没有看到。而且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不少挂职检察机关的学者，都曾发表颇有分量的论文，为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等鼓与呼。

毋庸置疑，公检法三机关的本职工作都是司法业务，至于学术研讨，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“业余爱好”。诚然，社会转型和法制进步要求司法人员不断更新知识，因而可能会附带催生一些学术兴趣和学术成果，不过这种“副产品”的质量难免参差不齐，数量上也难有持续性的保障，而且一般与人数多寡直接相关。但就人数而言，检察系统远比不上公安系统，和法院系统也有不少距离，因而学术产出的基础相对薄弱。论业务范围，检察院基本以刑事为主，法院则兼理民事、行政和执行案件，公安机关还有庞大的行政功能，因此以学术资源观之，似乎检察院也没有任何优势。但在三机关之中，偏偏是检察系统的学术兴趣最为浓厚，学术表现也相对优异。原因何在呢？

笔者曾就此专门问及多名检察官。最为普遍的回答是：相比检察机关，法院太忙，没有时间做学术；公安则不仅忙，而且太粗，没有能力做学术。先不论数量庞大的民事和行政案件，仅就刑事案件而言，公安的侦查业务最为耗时耗力，法院的审判也不算轻松，倒是检察院的批捕和起诉，操作起来最为便捷。若用一个不太恰当但很流行的比喻，在“做饭、端饭、吃饭”三个流程上，最轻松的无疑是端饭的检察机关。正是因此，检察机关有充分的人力和精力投入到学术活动中，而法官和警察，则可能疲于应付繁重的案件压力，即使偶而参与学术活动，多半也是个人兴趣，甚至还有“不务正业”之嫌。

另一个可能更为深层次的原因，也许还在于检察机关的身份危机。中国检察机关的设置源自前苏联，但综观当今世界各国，和中国一样设置一个同法院系统平起平坐的检察系统的做法，已经非常少见。兼之苏联式微乃至解体之后，欧美司法制度和理念对中国的影响愈发强劲，导致最近十余年的司法改革的大方向，一是强调法院职能，二是规范公安职能，至于检察业务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。必须承认，虽然司法改革决定权在于中央，但是有关司法改革的各种讨论乃至蓝本，则多由学界担纲。于是出现这样一个可能不免尴尬的现状：法院系统即使不和学界亲近，也总有不少学者为其摇旗呐喊；公安系统则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现实功能，不必担心在改革中失势；倒是检察系统，由于身份略显尴尬，可能不是特别受学界青睐，因此在司法改革中存在势单力薄的失势之忧。也许正是因此，各级检察机关才会如此积极、主动地接近学术圈，介入学术活动，拉拢学者挂职，以期争取学界的关注和支持。而从目前看来，这一策略似乎大有成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