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到年底。在这冬天的冷雨中，我总是容易想起一个人。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，但是他那张年轻的脸，那瘦削的背影，以及混杂着悔恨与愤怒的眼神，却时时浮现在眼前。尽管，我和他的人生交集其实只有区区二十来分钟。

他来自湖南农村，就像他的许多儿时伙伴一样，初中毕业之后，不算意外地没能继续学业，转而到沿海打工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刚好20岁，一个花一样的年龄，充满各种可能。只不过，他的人生在这一年拐向一个他肯定未曾规划的方向：看守所。

我们见面的地方，是杭州某基层法院的审判法庭。身着号服的他，因涉嫌盗窃接受审判。我初到浙大任教，去法院随意选择案件旁听，希望直观了解当地司法。我坐在旁听席上，他被法警带进法庭，站在审判区中间，明显粗糙理就的平头，黝黑的脸庞，不太合身的衣服，一个在沿海城市郊区可以随时遇上的落寞打工仔形象。案件适用简易程序，空荡荡的法庭除我一个完全无关的旁听人员，就只有一个法官、一个公诉人、一个书记员和一个法警。

法官简单地核实身份、交代诉讼权利后，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案情并不复杂：被告人原来受雇于某餐馆，因与老板不睦离职，但因此知道老板有将营业款放于收银台抽屉的习惯，于是在夜里撬开窗户进入餐馆，盗取现金数千元并相机一部。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居然不知道老板在店里安有监控，将整个盗窃过程全盘录下。警方几乎不费周折即将被告人捉拿归案。

法庭调查非常简单，因为被告人认罪，公诉人仅仅简单罗列指控证据的名称，被告人也一概予以认可。公诉意见亦很简短，被告人只回复一句“请求法庭从轻处罚，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”。坐在旁听席上的我本以为马上就要进入最后陈述和宣判阶段，法官却在这时随口问了一句：“钱都花到什么地方了？”被告人答道：“除了自己留下几百元，其余全部寄回家给父亲动手术用。”法官明显感到一丝惊讶，似乎第一次知道该信息，于是追问道：“具体怎么回事？”被告人这才缓缓道来，原来他之所以从被盗餐馆离职，是因为入职三月以来，老板一直压着工资不发，美其名曰怕员工跑路，要到年底一并支付。但是因为父亲生病，急需手术费用，被告人找老板要求兑付工资却被拒绝，这才不得已辞职另找雇主。但是心中满怀愤怒，于是趁夜行窃，既是筹措手术费，又想给无良老板一个教训。

对于被告人的这些说法，公诉人并无异议。法官听完之后，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，进而当庭判决被告人盗窃罪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。整个庭审结束，至此也就二十分钟。

趁着法官收拾案卷的时机，我上前自我介绍并请教一些操作上的惯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公诉案卷里面完全没有被告人当庭陈述的关于老板拖欠工资、父亲生病急需手术费等信息。不仅如此，因为是简易程序，法官庭前能够看到全部案卷，又要考虑当庭宣判，所以在庭前就已经写好判决书并报庭长审批。也就是说，被告人当庭提出的盗窃动机、赃款去向等情节，法官量刑时其实根本未予考虑。但是因为庭长已经定案，承办人不能自行改变量刑，所以尽管开庭时调查到新的情节，还是按照既定方案判决。

于是我最后追问了一句：“假设暂不宣判，而是将盗窃动机、赃款去向等情节汇报给庭长，最终量刑会不会低一些？”法官有些尴尬，不过还是坦诚相告：“确实如此。大概一年左右吧。”

我没有再问。从法官的尴尬中我看出，她虽然对被告人的当庭陈述有些惊讶，但是依然没能打破长期养成的审判习惯，根本没有产生找庭长重新量刑的丝毫想法。就一个常年浸淫于刑事审判的法官而言，一个被告人多半年还是少半年的刑期，也许并不能引起她心中一丝涟漪。她更为在意的，可能是休庭找庭长重新量刑的麻烦。反正被告人确实有罪，反正刑法设定的量刑幅度可高可低，何必要多此一举呢？！

我并非要批评这位法官。从事任何一项工作，久而久之必然产生职业性的麻木。就如警察见多了凶案现场就会变得愈发镇定，法官判多了罪犯也会变得愈发冷酷。一些个案也许能给旁观者带来情感上的巨大冲击，但在常年与罪犯打交道的司法官员眼中，往往可能毫不起眼，因为他们内心对于特殊情节的敏感度已经大幅降低。反之，由于审判无非就是一谋生手段，于是有意无意之间，他们对于工作的效率性、方便性、舒适性的追求可能轻易超过对案件情节的关注。毕竟，多判半年是“他”的麻烦，而找庭长重新量刑是“我”的麻烦。孰轻孰重，其实并非一目了然。

从法律上讲，这位法官没错。但是从情理上看，她似乎又少了一点人情味。让司法者多食一些人间烟火，让常识、常情、常理多在司法中体现，这其实是很多国家一向追求的目标。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审判，正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体现。而在追求法官职业化、精英化乃至终身制的国家，这可能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