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坐高铁到北京南站，转乘地铁4号线入城。对于我等外地人，到地铁站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单程票。根据经验，人工售票窗口不仅有限，而且往往人满为患，所以最好是找自动售票机。南站设计倒挺合理，高铁乘客出口正对面就是四台售票机，不过因为人流量太大，全都排着长长的队伍。但我别无选择，只有乖乖排队的份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看到队伍太长，我还得赶快加入，免得稍一迟疑，购票队伍就又要加长不少。我唯一的“选择”，不外乎是凭感觉找一条（可能）稍微短些的队伍而已。

排了将近二十分钟，终于轮到我购票。奇怪的是，这台售票机不知为何，我连续两次投入足额硬币，不仅不出票，还把硬币给吞了。考虑到身上已经没有零钱，周围也没有工作人员可以求助，而且后面排队的人还那么多，我只好自认倒霉，先退出来再想办法。

挤出购票区域，我一边漫无目的地走开，一边举目四望，希望能找到人工售票窗口。结果没走几步，就在之前购票区域左手边大概二十米远的地方，发现还有三台自动售票机，而且居然空无一人。起初我还不敢相信，直到有两人买票成功，我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。于是我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，恰好找到两枚硬币，上前投币购票，一切顺利。回头再看右边的购票大队，已经排到二十多米长。

这一段“柳暗花明”的小插曲，虽说付出些许时间和金钱成本，倒也让我颇有思索。两排自动售票机，同在一个大厅，左右相隔不过二十米，头上也都高悬售票机标牌；直接面对高铁出口的那一排是人满为患，排队超过二十米，相比之下，稍微远些那一排竟然是门可罗雀，基本无人使用。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？

你我皆为理性人，正常情况下，没人愿意故意凑成一堆排长队购票。之所以有一排售票机无人问津，根本原因无非是信息不对称。从高铁站出来需要购买单程票的旅客，十有八九都是来自外地，在北京南站这么一个超级大建筑里面，估计没几个人都找不着北，更不可能了解站厅里究竟有多少自动售票机。出站时看见前方一排机器，上头高悬售票机的标牌，又见长长的队伍排在机器前面，显然都知道这是售票机。即便从经验推断，这么一个大车站，应该还有其他售票点，但是一则不知道隔了多远，二则不知道能否找到，三则即使找到了，也可能同样很多人排队。要是费尽心思出去找一圈，到头来依然要排队等候一二十分钟，甚至还得回到最初的地方重新再排队，毫无疑问是得不偿失。不仅如此，大家下意识里还认为，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这里排队，这里应该就是最近最方便的售票点。要不然，那就不仅是一个两个人犯傻，而是几十上百人大家全都犯傻——而这种几率显然不高。正是因为这许多的参照物和不确定性，一个理性的人几乎必然会选择加入眼前汹涌的排队大军，一步一步往前方自动售票机挪动，哪怕就在左边二十米处，另外还有三台一模一样的售票机，而且几乎不需要排队。

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人，在每一个场景下，都在尽力选择最佳方案。然而一旦信息不够充分，搜寻补充信息的成本又可能太高，我们作出的选择在实质上很可能就不明智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后来者面临同样的信息不充分情况，先来者的不明智选择很可能会被后来者所模仿；当模仿者越来越多，再往后的后来者则更可能不加质疑地跟随。毕竟后来者会认为，先来者——尤其是大量的先来者——作出同一个选择，显然应当是有充分的道理；自己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当然应该借用他人的智慧，因为这才是成本最低、结果最为可控的办法。于是乎，这种基于不充分信息做出的不明智选择就拥有了强大的传染性，可以把汹涌而来的成千上万名旅客——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官员教授——通通引向那几台早就人满为患的售票机。每一个人都是基于个人理性选择了最佳策略，但所有人加起来却表现出极度不理性。

如此“个人皆理性，集体不理性”的怪圈，在我们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，可谓屡见不鲜。比如，因为对儿女们未来的竞争环境不确信，家长们一窝蜂逼迫孩子学奥数、学钢琴；又如，因为对房价涨跌的前景看不明白，无数家庭倾其所有追涨买房。甚至就连在理应极度审慎的司法过程中，类似现象也不鲜见。以刑事司法为例，当面临一个有疑点的案件时，一旦刑事程序的前期决策者——比如警察，包括从派出所到预审部门再到分管局长在内的多个层级——均作出有罪结论，后期决策者如检察官、法官即便心有诱惑，但一则调转方向重新调查的成本太高且不确定，二则下意识里有“这么多人都认为你有罪，你应该真是有罪”的预判，以及“我并不比别人更聪明”的警惕，所以往往选择附和前期的有罪结论。

这一怪圈可有解？在北京南站，答案可能极其简单。比如，只需在两排自动售票机上放一个牌子，上书“左侧/右侧20米另有售票机”即可。在刑事司法系统中，辩护律师的角色其实就相当于这么一个牌子，是专门负责去寻找“另一排售票机”的人。但是对于担心孩子的家长和看不懂房价的市民而言，信息不充分几乎是肯定的，是否随大流行事可能更多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。谨小慎微者多半选择跟从，离经叛道者反倒有可能找到另一片天空——当然，也可能是“此路不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