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到温州出差，住在市区某宾馆。晚上10:30左右，门铃声响起，打断我的备课思路。惊讶之中开门，居然是两名宾馆服务员，男性，手拿一份名单，要求我自报姓名，以确认和登记入住者是否属于同一人。多年来，我倒是第一次在酒店遇到这种要求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服务员颇显无奈，一边表达歉意一边解释说，这是当地公安局的硬性规定，要求各宾馆必须在晚9点后逐一查房，确保每个入住者都在前台经过登记。

第二天下楼，我注意到电梯口有一个告示，内容即为前述公安机关的要求。同住该宾馆的还有厦门大学三位老师，其中一位女老师抱怨说，昨晚11点左右，她已入睡，结果有自称宾馆服务员的男性反复敲门，要求进门核实身份。她既怒且疑，始终未予开门。

出于治安管理的需要，对入住宾馆者一一登记，似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不妥。然而纵观全球，几乎都仅在宾馆前台进行身份登记；像温州这样要求宾馆在晚9点后入室核实的，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，绝无第二例。姑且不论其合法性如何，温州警方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一规定的呢？

诚然，单纯的前台登记确有漏洞，可能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。有人假借他人身份证件登记入住，有人登记一人入住多人，有人甚至伪造身份信息入住。鉴于宾馆往往是犯罪分子——尤其是流窜犯——的落脚场所，确保登记信息准确当能助治安管理一臂之力。尤其在温州这个相对特殊的城市，外来人口多而杂，经济活动频繁，治安情况较为复杂，公安机关对各个宾馆重点监控，不仅在情理之中，甚至应该大加赞赏。

然而，相信入住温州各酒店的客人都和我一样，对于深夜的打扰极其不满。对单身女性而言，恼怒之外肯定还有几分恐惧。再说现实一点，若有情侣入住，晚上九十点钟的入室核查可能更加尴尬。至于对习惯早睡者，或者深夜工作者，这种打扰也是苦不堪言。不仅如此，对于执行该规定的宾馆来说，多半也是一肚子火。一方面是警方的压力，另一方面是客人的不满，服务员只好一路敲门一路赔不是。如此恼了客人，苦了服务员，社会成本高得离谱，实际收效又如何呢？

我没有任何具体的数据，无法统计这种入室核查究竟发现多少违法犯罪线索。但从所住宾馆的核查手段观之，其收效大概不会太好。其一，服务员并不真正进入房间，仅在门口核实姓名。若有客人确未登记，只要不露面，服务员基本难以发现。其二，服务员仅要求客人自报姓名即可，并不要求核实身份证件；若是真有作奸犯科之人，只要记住登记时的姓名即可蒙混过关。当然，可想而知的是，如果服务员要求进入房间仔细搜查，并一一核实屋内人员的身份证件，肯定会导致更多的抵触、冲突甚至直接因此引发治安纠纷或刑事案件。

由此可见，温州警方要求宾馆入室核查客人身份的特殊规定，一方面成本极其高昂，不仅严重打扰旅客生活，也给宾馆带来诸多麻烦，甚至可能直接引发更多纠纷。另一方面，这一规定可能并无多大效果，作奸犯科者多半可以轻松过关。即使偶尔发现个别不良分子，可能也是因为对方不够聪明。如此一条兴师动众的规定，所获收益如此不值一提，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？

公安机关肩负保卫公共安全之重任，采取必要的管理手段原本无可厚非。可是任何一项涉及限制公民权利的管理措施，都应该仔细权衡其成本和收益。具体的权衡手段，公认的是包含三大标准的比例原则：一是适当性，即之所以采取限制公民权利的手段，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目的；手段和目的不能背道而驰。二是必要性，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属于必要，并无其他合理的替代手段，而且没有超过实现正当目的所需的最小限度。三是相当比例，即侵害程度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合适的比例。换言之，所谓比例原则就是不能用高射炮打蚊子，要讲究行使公权力的尺度和分寸。

依据比例原则，温州公安的做法可能就值得反思。如果是马加爵、邹克华等人逃窜至温州，警方如此劳师动众逐一核查，自然属于必要且适当。但在日常情况下，警方一刀切地要求宾馆在深夜时入室核查，即便目的正当，其手段也过于简单粗暴，成本也过高，且过多干涉旅客的正常生活，既属不当也无必要。

再进一步细想，温州公安的做法除了涉嫌骚扰住店旅客之外，对于宾馆工作人员更是沉重的负担。作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，宾馆以提供住宿服务为本业，并无义务越厨代庖，将公安机关的工作揽于自身。诚然，作为社会之一员，尤其是流动人口聚集之地，宾馆有义务提供必要的治安管理协助，比如在前台进行身份证件登记，在大厅和走道安装监控设备等，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宾馆安全，提升服务质量，而非代替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。正是因此，那些严重干扰旅客正常生活、降低宾馆服务质量的措施，即便勉强有助于公共安全，也不应该轻易强加给宾馆及其工作人员，毕竟这无异于让宾馆业自残甚至自杀。何况，强制要求宾馆采取不以服务旅客为目的的管理措施，也必然提高宾馆的运营成本，有违自主经营的基本原则，混淆了国家和市场的根本界线。

公安机关的职责是保卫公共安全，可是安全的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正常运转，是保证每个人、每个企业都按照市场规律尽量发挥自我禀赋，都在自我的角色和工作中做得更好，进而也就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。由是之故，除非面临现实的公共安全威胁，治安管理措施不应强求个人或企业逆其本性而行之，因为这违背了治安管理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