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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是怎么减少的?

2012年1月1日,全国列车实行实名制。与此同时,网络购票、电话购票等日渐流行,大有成为主流之势。两三年之间,此前一年数度围绕火车票的全国性争论逐渐式微。“春运”和“黄金周”虽然依旧一票难求,但是焦点已经从黄牛、高价票变成抢票攻略。曾经不无质疑之声的实名购票和持证上车,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常识和群体习惯。社会管理对个体行为和集体意识的深刻影响,由此可窥一斑。

不过被火车实名制改变的,其实远不止人们的购票习惯。一个或许未曾被预见的情况是,火车实名制的推行,直接导致铁路领域的犯罪急剧减少。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,2012年以后,涉及铁路运输的刑事案件普遍减少一半多,有的地方甚至降低三分之二。本来案件负担就不算重的各地铁路法院,一时之间竟然有等米下锅的尴尬。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?

原因之一,在于倒卖火车票犯罪的销声匿迹。实名制之前,“黄牛党”是各地铁路警察打击的主要对象,以“倒卖车票罪”被判刑者也不在少数。实名制之后,票贩子几乎一夜之间消失,与票贩子缠斗多年的铁路警察找一个“练手”的对手都难。

原因之二,在于火车上的盗窃、抢劫及运输毒品犯罪大为减少。一方面,由于实名制的实施,购票、乘车都需要使用合法身份证件,无疑使作奸犯科者多了一层顾虑。有案底在身者,尤其是已经进入公安网络追逃系统的,自然不敢轻易使用自身证件。即使从未在警方留下案底的罪犯,因为实名制具有留痕、跟踪等功能,不仅对犯罪有着天然的威慑作用,也使罪犯落网的几率增加。

不过,导致盗抢、毒品案件下降的原因中,实名制可能并非最重要的一个。盗抢犯人所惧者,一是车站和列车上越来越多的监控探头,二是列车封闭性越来越好,脱逃成功率大为下降。尤其是在动车、高铁等线路上,一方面监控密布,几乎没有安全死角;另一方面车体全封闭,虽有紧急出口,但在高速之下跳车无异于自杀,所以除车站外,罪犯并无其他出口可以利用。对于通过铁路运输毒品的罪犯而言,最大威胁从来都是进站口的安检设备和经验丰富的铁路警察。从实践来看,大部分毒贩落网都源于安检时出漏子,或者因形迹可疑被警方盘问而露馅。正是因此,估计毒贩们普遍选择放弃铁路,转而依靠更为安全的公路运输毒品。

当然,我们也必须承认,因为铁路几次提速以及高铁的迅速铺开,铁路系统运力大幅增加,即便面对春运等高峰时期,列车的拥挤程度也在降低,车内环境有所好转,旅客疲劳和紧张程度也有缓和。如此一来,一则盗抢等犯罪的空间被压缩,二则乘警压力减小,可以更好地履行安全职责。尤其是在不出售无座票的高速列车上,一人一座的格局使得盗抢的成功率变得极低。

如此看来,铁路领域的犯罪减少,归根结底可能并不是社会治安总体变好,或是铁路警方能力大增,而是主要归功于硬件的改善和技术的提升。首先,售票系统、检票技术以及身份证件识别技术的提升,使得全面实施实名制成为可能。其次,因为实名制的普及和监控设施的广泛设置,使警方对旅客的甄别和监控能力大幅提高。安检技术、车体封闭性、铁路运力和车速的提升,也使得火车上犯罪的难度显著增加。如此一来,传统上利用铁路系统进行的犯罪,不管是毒品运输还是盗窃抢劫,可能都会选择远离铁路,转而依靠自驾汽车等更好的手段。至于像倒卖车票这类完全寄生于铁路运输的犯罪,则几乎完全失去生存的空间。

几千年来,如何有效减少犯罪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。然而迄今为止,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敢说成效显著。中国铁路领域过去几年的犯罪率大降,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成就,而且似乎直接源于实名制这一简单的制度变革,但从深处来看,真正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条件的发展。换句话说,人们的行为固然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,但归根结底受制于科技进步及其带来的经济发展。

作为法律人,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对制度的迷信,尤其是对管制和刑罚的迷信,理想化地认为只要能不留死角地实施严刑峻法,就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政通人和的美丽新世界。然而历史一再证明,制度变迁并不仅仅是观念的更新和规则的修订,而是需要建立在充分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之上,否则就很可能变成空洞的口号。不仅如此,即使不存在制度的改革,技术和物质基础的改善本身也能直接促进人们的行为变迁。法律的力量或许有限,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车轮却不可抵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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