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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该从呼格案反思什么?

【按】应搜狐评论之邀,在访学之余草就短评一篇。一家之言,供方家批评。

 

18年前,年仅18周岁的呼格吉勒图因强奸杀人被判死刑。9年前,明显更可能是真凶的赵志红落网。今天,内蒙古高院决定对呼格案立案再审。如果不出意外,呼格吉勒图将是近年来第一位在执行死刑后获得平反的蒙冤者。此前的赵作海、佘祥林、杜培武和张氏叔侄等人,平反前虽然都系狱多年,但至少还留着一条命在。与呼格命运最为相像的是聂树斌,但是不管舆论如何一边倒,河北法院依然坚持聂案并无问题。从这一点看来,呼格之死何其不幸;但能有机会翻案,依然还算幸运——至少比聂树斌幸运。

冤案一旦曝光,自然需要反思冤案何以产生,以及如何避免重复过去的冤案。有学者说,中国法治的进步,很大程度上是由冤案推动的。比如孙志刚案推动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,赵作海案促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台,以及唐慧案对劳教制度的最后一击。其中逻辑不难理解:冤案往往聚焦全社会的关注,引发对制度缺陷的广泛讨论。当政者只要还在乎自身的合法性,当然会顺应民意呼声,及时推动制度改革。如此看来,冤案固然令人扼腕,可是只要能够最终促进制度进步,也算“牺牲我一个、幸福十亿人”,不算白白牺牲。蒙冤者的名字,如果可以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,尽管代价来得太大,也算国人对蒙冤者的另一种补偿。

那么对于呼格案的反思,我们能够期待什么样的制度进步呢?大概而言,数年来对呼格案的讨论,不外乎聚焦于刑讯逼供、“严打”、DNA检测等老问题。不过必须承认,这些造成呼格冤案的历史因素,或多或少都已经成为历史。比如刑讯虽说仍未杜绝,但其范围和严重程度都有明显改善,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已在制度上确立——只不过执行效果尚不如人意。“严打”式的运动式执法也已式微,虽然重庆“打黑”的历史证明“严打”还有局部性复燃的危险。至于命案、性侵案的DNA检测,目前已经是刑事侦查的标准程序,改进的空间似乎不大。换句话说,对于呼格案的反思,如果仅仅聚焦于刑事侦查、起诉和审判环节,并不能带来明显的制度增量,无非是再一次强调我们早已发现甚至已经部分解决的问题而已。当然,即便如此,类似反思也是必要的,尤其是考虑到刑讯等痼疾尚未有效解决的现实。

那么除此之外,呼格案还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呢?笔者认为,至少就目前看来,呼格案最有制度意义的环节,可能并不是侦查、起诉或审判过程,而是真凶落网且坦陈罪行以后,司法机关艰难纠错的过程。

根据媒体的报道,早在2005年,呼格案的真凶赵志红就已落网,并在毫无刑讯的前提下自愿供述呼格涉及的奸杀案。从常理推断,呼格蒙冤的可能性非常之大,至少也有足够的疑点让法院启动对呼格案的复查和再审。可是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,面对呼格父母数百次的申诉和催问,法院一直以“再等等”敷衍。一直到开完十八届四中全会,再加上全国媒体和网民的再一次集中围观/围攻,甚至直指调查中遇到内部阻力和干扰,内蒙高院才拿出姗姗来迟的再审立案裁定书。我们也许可以假设,如果没有舆论的高度关注,或者没有政治风向的转变,哪怕呼格父母喊破喉咙哭干眼泪,内蒙高院估计也还没有立案。

虽然我们不知道内蒙高院究竟如何审查呼格案的,但从常识判断,这一审查过程绝不至于需要九年时间。真凶赵志红的自愿供述非常完整,而且当时就做了现场指认,九年之间不至于有多少新的变化。呼格案遗留的证据也都入卷存档,可以随时拿来比对。对证人和现场的重新调查也在2005年迅速完成,再怎么调查也不会有新发现。换句话说,今天内蒙高院据以作出再审决定的证据,同2005年赵志红落网时就已获得的证据,若无意外几乎完全一致。九年的时间里面,内蒙高院可能并不是在认真调查新证据,而多半是在和内部阻力作斗争,甚至是在存心拖延。毕竟,呼格案的责任者大多在任且已升迁,错案追究的压力使得任何决策者都会左右为难。毕竟,呼格的冤情还不像佘祥林、赵作海等“死者复生”式冤案那样板上钉钉无可抵赖,死无对证的现实也就意味着法院还可厚着脸皮死撑一段时间。毕竟,媒体和网络的议题转换如此迅速,说不定哪一天就没人关注呼格案,而呼格父母也终归有老去的那一天,说不定到时就可不了了之。毕竟,每届法院领导都有任期限制,在任时避免触碰这个烫手山芋,让后人去为前人擦屁股,这等小算盘也属人之常情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,呼格一案的再审立案才会如此艰难。

但是问题在于,法院可以拖,司法的公信力却不可避免地在流失。所谓“迟来的正义非正义”,这本是对审判效率而言,可是对平反程序同样适用。当面临一个明显的冤案,法院基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阻力或小算盘,置蒙冤者的白发父母于不顾,置汹涌民意于不顾,只管缩起头来一味拖延的时候,流逝的不仅是呼格父母的泪水和希望,更是公众对司法机关乃至整个执政团体的信任。民众或许无法改变主政者的决策,但却毫无疑问可以改变自己对待主政者的态度。如果“用手投票”不可能,“用脚投票”和“用心投票”却难以阻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法院固然有拖延平反冤案的权力,但却无异于“政治性自杀”。孰轻孰重,一眼可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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