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的理发店有一个怪现象：只要稍微上一点档次的店，不管是理发师还是助理，工作时间一律操普通话，不管其中“川味”有多重，也不管客人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。不仅如此，不少理发店还要求员工使用艺名，既有“阿木”、“阿玲”等港台味，也有“David”、“Lucy”等欧美风。于是在四川话一统天下的成都，理发店不仅“川普”飘飘，还经常来一点“欧风美雨”，让我这种“土包子”不免有“他乡故乡”的不真实感。

如果仅仅店员说普通话也就罢了。毕竟多数店员都很年轻，至少受过完整的九年教育，兼之或多或少走南闯北过，普通话虽有一些川味，大体还算中规中矩；何况多数店员的穿着打扮都较为时尚，再配上流行的背景音乐，普通话也算“应景”。不过一旦店员开讲普通话，不少客人或者出于礼貌，或者有心戏谑，也跟着说起普通话。但问题在于，相当部分客人——尤其是年龄偏大者——普通话确实不敢恭维。厚道一点说，可以是“椒盐味的普通话”；直白一点说，其实就是“大蒜味的四川话”。如果再偶尔来两个硬邦邦的英语单词，无疑更是对听众耳朵的折磨。于是本来希望轻轻松松去理个发洗个头，结果个把小时下来，旁边半土不洋的“川普”轮番轰炸，难免有些煎熬。

必须承认，由于四川话相对易懂，成都并不是一个普通话流行的城市。不过出于礼貌和沟通方便的原因，如果对方是外地人，成都人多半还是愿意使用普通话。但是如果明知彼此都是本地人，偏偏要拿捏起“椒盐味”普通话，往往会被旁人视为“假打”、“装”。既然如此，成都的理发店为何偏偏要“假打”到底，纷纷说起普通话来呢？

出于好奇，我曾问过好几个理发店的员工，答案不外乎是“老板的要求”。可是再问老板来自何地，结果几乎都是四川人。身为四川人的老板，为何要员工一概说普通话呢？这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细细想来，也许有以下原因：

一是习惯使然。成都相对高档的理发店，不管老板还是理发师，早年多曾在珠三角历练过。回到成都之后，不仅装修和设施方面模仿广式风格，就连管理和文化方面也尽量照搬，普通话服务正是其中一例。这一习惯又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徒弟以及徒弟的徒弟，以致整个成都乃至全四川的理发店都透着一股“广味”。

二是“看起来更高端”。一个有趣的简单事实是，说普通话的理发店，收费普遍比说四川话的理发店高，即使两者的装修和技术并无太大差距。似乎只要说起普通话，烫起莫西干，放点西洋乐，再加上靓丽的装修，就一定是一个高档的“美发沙龙”，所服务的客户自然也高人一等，或者至少其支付意愿高人一等。至于那些一口“土话”的地方，似乎定位就面向不讲品味、只讲实惠的低端客户。为何如此呢？最根本的原因，恐怕还在于理发店的黄金客户——女性——的消费心理。毫无疑问，理发店的收入绝大部分依靠女性客户，而从心理学上讲，女性更为注重消费的“感觉”和“品味”，更容易因促销人员或同伴的鼓励而消费。在有“感觉”的购物环境下，女性的支付意愿急剧提高。比如在菜市场斤斤计较的女性，面对大商场的漂亮衣服，完全可能一掷千金。理发店的装潢、理发师的时尚、整齐划一的普通话，其实正是营造消费环境的努力。毕竟在世人的潜意识里，所谓高端，往往都是和“土气”相对立的，因此一定要与世俗的生活拉开距离。如此一来，女性客户消费时就更有“感觉”，在花钱的时候更有冲动。

三是减少纷争乃至暴力。咋一看，这一理由似乎莫名其妙。但心理学研究一再证明，语言不仅限于表达人们的思想，还能同时塑造人们的思想乃至行为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，南方人学习普通话往往始于学校的教材，或者来自影视作品，书面化色彩较浓，较少涉及俗语尤其是脏话，因此一旦说起普通话，交流内容通常比较文雅，除了最简单的两三句“国骂”外，甚至不知道如何骂人。具体到成都的理发店中，当店员和客人都煞有介事地操持起普通话，无形中也使得双方的沟通更为文明，更不可能诉诸口角之争甚至暴力相向。反之，如果大家都使用更为世俗化的本地语言，除了首先给人予更“随便”的暗示外，也更容易使用更粗俗的口头禅甚至动辄伤人的脏话。

简而言之，在四川话的大本营中，相对书面的普通话一方面具有“屏蔽”功能，可以将本地语言中的粗俗性、侮辱性内容大幅压缩，优化理发店的经营环境；另一方面又有“信号”功能，可以发出“本店更为高端”的暗示信号，刺激消费者尤其是女性客户的消费冲动。如此一举多得，精明的商人自然乐此不疲。

其实仔细想想，语言的种种功能，又岂止仅在理发店中体现？中外法庭之上，为何都特别讲究语言的规范性和专业性？除了法律语言本身的精确性要求外，“法言法语”也是彰显法庭威严、凸显司法公正、避免情绪化纷争的重要工具。不仅如此，国徽、法袍、法槌乃至法庭的空间设计和司法仪式，换个场合可能觉得故弄玄虚，但在司法的特定背景下，却无一不着眼于提升司法权威，强化当事人及公众对司法的尊重和信任。我们期待，因为这些设置，那些在菜市场上唾沫横飞的当事人，一旦走进法庭以后，都能自觉地回归道理和逻辑。换句话说，司法还是要讲究“行头”的，就如成都的理发店，总得要讲一点“川普”。

行文至此，一个也许更有意思的问题就产生了：在普通话几乎等于“土话”的北方地区，理发店通过什么来塑造自己的“高端”形象呢？那些收费更高的理发店，是否也有一两样特定的“行头”，既可以刺激客户的消费冲动，又能顺带屏蔽不必要的杂音和纷争？如果语言的功能如此重要，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地期待，南方和北方的理发店在收费水平、纷争频率等方面可能有明显的差别？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南方人，笔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，只好抛砖引玉，希望有方家像我一样“无聊”，抽空指教一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