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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发店的川普

成都的理发店有一个怪现象:只要稍微上一点档次的店,不管是理发师还是助理,工作时间一律操普通话,不管其中“川味”有多重,也不管客人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。不仅如此,不少理发店还要求员工使用艺名,既有“阿木”、“阿玲”等港台味,也有“David”、“Lucy”等欧美风。于是在四川话一统天下的成都,理发店不仅“川普”飘飘,还经常来一点“欧风美雨”,让我这种“土包子”不免有“他乡故乡”的不真实感。

如果仅仅店员说普通话也就罢了。毕竟多数店员都很年轻,至少受过完整的九年教育,兼之或多或少走南闯北过,普通话虽有一些川味,大体还算中规中矩;何况多数店员的穿着打扮都较为时尚,再配上流行的背景音乐,普通话也算“应景”。不过一旦店员开讲普通话,不少客人或者出于礼貌,或者有心戏谑,也跟着说起普通话。但问题在于,相当部分客人——尤其是年龄偏大者——普通话确实不敢恭维。厚道一点说,可以是“椒盐味的普通话”;直白一点说,其实就是“大蒜味的四川话”。如果再偶尔来两个硬邦邦的英语单词,无疑更是对听众耳朵的折磨。于是本来希望轻轻松松去理个发洗个头,结果个把小时下来,旁边半土不洋的“川普”轮番轰炸,难免有些煎熬。

必须承认,由于四川话相对易懂,成都并不是一个普通话流行的城市。不过出于礼貌和沟通方便的原因,如果对方是外地人,成都人多半还是愿意使用普通话。但是如果明知彼此都是本地人,偏偏要拿捏起“椒盐味”普通话,往往会被旁人视为“假打”、“装”。既然如此,成都的理发店为何偏偏要“假打”到底,纷纷说起普通话来呢?

出于好奇,我曾问过好几个理发店的员工,答案不外乎是“老板的要求”。可是再问老板来自何地,结果几乎都是四川人。身为四川人的老板,为何要员工一概说普通话呢?这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细细想来,也许有以下原因:

一是习惯使然。成都相对高档的理发店,不管老板还是理发师,早年多曾在珠三角历练过。回到成都之后,不仅装修和设施方面模仿广式风格,就连管理和文化方面也尽量照搬,普通话服务正是其中一例。这一习惯又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徒弟以及徒弟的徒弟,以致整个成都乃至全四川的理发店都透着一股“广味”。

二是“看起来更高端”。一个有趣的简单事实是,说普通话的理发店,收费普遍比说四川话的理发店高,即使两者的装修和技术并无太大差距。似乎只要说起普通话,烫起莫西干,放点西洋乐,再加上靓丽的装修,就一定是一个高档的“美发沙龙”,所服务的客户自然也高人一等,或者至少其支付意愿高人一等。至于那些一口“土话”的地方,似乎定位就面向不讲品味、只讲实惠的低端客户。为何如此呢?最根本的原因,恐怕还在于理发店的黄金客户——女性——的消费心理。毫无疑问,理发店的收入绝大部分依靠女性客户,而从心理学上讲,女性更为注重消费的“感觉”和“品味”,更容易因促销人员或同伴的鼓励而消费。在有“感觉”的购物环境下,女性的支付意愿急剧提高。比如在菜市场斤斤计较的女性,面对大商场的漂亮衣服,完全可能一掷千金。理发店的装潢、理发师的时尚、整齐划一的普通话,其实正是营造消费环境的努力。毕竟在世人的潜意识里,所谓高端,往往都是和“土气”相对立的,因此一定要与世俗的生活拉开距离。如此一来,女性客户消费时就更有“感觉”,在花钱的时候更有冲动。

三是减少纷争乃至暴力。咋一看,这一理由似乎莫名其妙。但心理学研究一再证明,语言不仅限于表达人们的思想,还能同时塑造人们的思想乃至行为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,南方人学习普通话往往始于学校的教材,或者来自影视作品,书面化色彩较浓,较少涉及俗语尤其是脏话,因此一旦说起普通话,交流内容通常比较文雅,除了最简单的两三句“国骂”外,甚至不知道如何骂人。具体到成都的理发店中,当店员和客人都煞有介事地操持起普通话,无形中也使得双方的沟通更为文明,更不可能诉诸口角之争甚至暴力相向。反之,如果大家都使用更为世俗化的本地语言,除了首先给人予更“随便”的暗示外,也更容易使用更粗俗的口头禅甚至动辄伤人的脏话。

简而言之,在四川话的大本营中,相对书面的普通话一方面具有“屏蔽”功能,可以将本地语言中的粗俗性、侮辱性内容大幅压缩,优化理发店的经营环境;另一方面又有“信号”功能,可以发出“本店更为高端”的暗示信号,刺激消费者尤其是女性客户的消费冲动。如此一举多得,精明的商人自然乐此不疲。

其实仔细想想,语言的种种功能,又岂止仅在理发店中体现?中外法庭之上,为何都特别讲究语言的规范性和专业性?除了法律语言本身的精确性要求外,“法言法语”也是彰显法庭威严、凸显司法公正、避免情绪化纷争的重要工具。不仅如此,国徽、法袍、法槌乃至法庭的空间设计和司法仪式,换个场合可能觉得故弄玄虚,但在司法的特定背景下,却无一不着眼于提升司法权威,强化当事人及公众对司法的尊重和信任。我们期待,因为这些设置,那些在菜市场上唾沫横飞的当事人,一旦走进法庭以后,都能自觉地回归道理和逻辑。换句话说,司法还是要讲究“行头”的,就如成都的理发店,总得要讲一点“川普”。

行文至此,一个也许更有意思的问题就产生了:在普通话几乎等于“土话”的北方地区,理发店通过什么来塑造自己的“高端”形象呢?那些收费更高的理发店,是否也有一两样特定的“行头”,既可以刺激客户的消费冲动,又能顺带屏蔽不必要的杂音和纷争?如果语言的功能如此重要,我们是否可以合理地期待,南方和北方的理发店在收费水平、纷争频率等方面可能有明显的差别?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南方人,笔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,只好抛砖引玉,希望有方家像我一样“无聊”,抽空指教一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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