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，美国最高法院曾接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件：一名叫胡德(HOOD)的死刑犯提出申诉，声称当初判他死刑的女法官贺兰德（HOLLAND），与该案的检察官奥康纳（O'CONNELL）先生有私情，导致他没有获得公正审判，因此要求最高法院撤销死刑判决。如此香艳而又事关生死的奇案，除了各路媒体竞相报道外，司法界、学术界也是议论纷纷。

事情还得从1990年说起。胡德因两项谋杀罪，被德州科林县检察署诉至法院，案件由贺兰德法官审理。鉴于案情重大，科林县检察长奥康纳亲自出庭公诉。但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，贺兰德法官和奥康纳检察长曾长期保持婚外情关系。虽然他们刻意保密，该绯闻仍然在司法界四处流传。胡德的辩护律师也曾耳闻，不过因为缺乏确凿证据，也就没有要求贺兰德法官回避。胡德最终被判死刑。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上诉、申诉过程中，胡德的律师多次试图核实该绯闻的真实性，但因俩当事人拒绝配合，一直未能有突破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辩护方还是利用该问题与检察署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，前后六次在胡德被最终处决前争取到“枪下留人”的命令。直到2008年，法庭命令贺兰德和奥康纳宣誓作证，他们才亲口承认该绯闻。胡德以此为由申请再审，认为贺兰德违反回避原则，导致他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待遇。德州最高刑事法院受理后，以6：3的绝对多数裁定驳回申诉，因为即便贺兰德法官自行回避，胡德也免不了被处极性。胡德不服，又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诉，目前获得立案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胡德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却获得全美众多法律人士和政治精英的支持。就在上个月，总共51名退休联邦法官、联邦检察官、参议员、州长和法律伦理学者以“法庭之友”名义向最高法院提交陈情书，要求大法官们判决胡德胜诉，撤销20年前的死刑判决，交由其他法官重审。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华盛顿邮报》等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，支持胡德的申诉请求。他们认为，法官和检察官的私情必然损害审判的公正性，削弱司法的权威，从而不仅侵犯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，也会降低公众对司法的信服。尽管人们并不怀疑贺兰德法官的职业操守，也无证据表明该段私情使胡德遭受现实的不利待遇；但法官也是凡人，七情六欲难免左右其心志。一场决定一个公民生与死的刑事审判，决不应当招惹这些瓜田李下的嫌疑。因此，姑且不论胡德是否罪该致死，仅仅基于法官和检察官的私情这一点，就应推翻原判决，给予被告人一个重新审判的机会。总而言之，国家固然可以强制剥夺一个公民的生命，但必须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进行，而不能以恶制恶，不能以一个错误去纠正另一个错误。即便是恶贯满盈如胡德者，也有权利获得由一个毫无偏狭的法官主审的一场公正的审判。 

其实对于类似争议，我们在国内司法界也时有耳闻。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打黑中身陷囹圄，就是一个典型案件。负责侦办该案的警察，同时也是被李庄指控为对其当事人龚刚模刑讯逼供的专案组成员。由被控者侦办指控者，显然难以保证刑事侦查的客观性，由此获得的证据当然值得怀疑。更早在2001年，西安中院法官杨清秀因被控谋杀院长朱庆林（未遂），申请西安中院全体回避，结果被驳回，并被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如果以胡德案件为标准，重庆警方和西安中院的做法显然有欠妥当。实际上，姑且不论现行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，仅以普通人的思维观之，估计绝大多数公民都会承认，侦办李庄的警察以及审判杨清秀的法官，都有撇不清说不明的嫌疑，都很难保持必要的客观或公正，因而不应直接经手该两案。再进一步说，如果老百姓普遍认为不合理的做法，相关法律却偏偏认为合法，那显然是法律本身出了问题。

其实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，关于司法官员回避的最大问题还在于，世人的社会网络错综复杂，成文的法律不可能、也没有必要将应当回避的情形一一列举。比如大概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会明文规定法官和检察官的私情问题。一套行之有效的回避制度之关键，不在于穷尽回避的具体条件，而在于法官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自觉，以及畅通的上诉渠道和自由的舆论环境。比如还是在胡德案中，先后受理胡德申诉的两个德州法官就自行回避，一个是因为和贺兰德法官私交甚笃，另一个是因为和贺兰德法官的丈夫有过生意往来。如此一些看似琐碎的理由，虽然从未记载于法典，但却现实地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和司法程序的公正性。只有当法官本身时刻将司法公正铭记于心，才能适时主动提出回避。如果寄望于机械的法律条文，则只能面对诸如杨秀清和李庄案的尴尬。也正是因此，我们要赞扬薄熙来书记自觉要求妻子谷开来放弃律师职业的风度，肯定重庆法院禁止院领导配偶从事律师行业的铁律，但对李庄等案件暴露出的程序不公的嫌疑，我们仍然要保持足够的警醒。

本文修订版曾载《方圆》2010年3月20日。发表之后的4月19日，美国最高法院作出拒绝受理胡德上诉的决定，但是没有具体说明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