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：原载《方圆》专栏。值此妇女节之日贴出来，一为死者致哀，二为生者祝福。

我自认不是追星族，对娱乐明星多不认识。因家中前后多人从军，对军人倒多有尊重。然而我不得不承认，当两天之内先后听到上将张万年和歌手姚贝娜的死讯时，我和千万网民一样，对前者几无所动，对后者却难免震撼或悲哀。实际上，两人于我均是“八竿子打不着”的人，我为何却厚此薄彼，“打了一辈子仗的不如唱了一首歌的”？难道真如批评者所言，我是“价值观偏离”，丧失了基本的是非标准？

扪心自问，姚贝娜之死之所以让我震撼，原因主要有二。一是感慨其英年早逝——甚至比自己年龄还小。对于我等文革后一代人，虽然大多经历过祖辈甚至父辈的离世，但却很少考虑过自己的死亡。多数同龄人走出校门也就十年左右，美好人生才刚展开画面，死亡无疑是一个过于遥远的话题。然而姚贝娜之死——不是车祸、地震这些意外，而是疾病这一每一个人都躲不掉的敌人，却像一记突然而至的警钟，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残忍的现实：死亡其实并不遥远。对我等同辈人而言，逝者姚贝娜的身份，主要不是一个流行歌手，而是一个同龄人，一个同样风华正茂的青年人，一个“我”的投影。所谓物伤其类，我们为姚贝娜之死而哀，不过犹如黛玉葬花，哀叹的是自己的青春易逝，人生无常。

反之，张万年将军得享高寿，从人伦来讲，本无多少悲伤可言。最关键的是，不管是他的年龄，还是他生前的功绩和待遇，均非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轻易类比。张将军的逝世，不过是另一个“别人”的离开，与“我”可能干系不大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多数人无动于衷，也就在所难免。

原因之二，姚贝娜死于乳腺癌这一女性健康第一杀手，而我们的母亲、妻女和姐妹中的每一个，都同样可能是乳腺癌的受害者。更麻烦的是，对于这种概率性的风险，我们几乎难以有所作为。确实，姚贝娜或许与我们无关，但她的死亡却给我们一个清晰而现实的警告，再一次证明我们在乳腺癌面前的无能为力。比如我就不免想到：妻子和姚贝娜年龄相仿，平日也是工作繁忙，她会否有此风险？还有我的女儿，等她长大的时候，医学的进步能够杜绝乳腺癌吗？作为歌手的姚贝娜固然离我太远，但作为一名面临乳腺癌威胁的女性，她也算我所挚爱的妻女的另一个“影子”。我为姚贝娜之死而哀，其实是为妻女的健康而担心。

至于张万年将军，坦白地说，我迄今也不知道他因何去世，也没有兴趣去查询。将军高寿，逝世乃自然规律。到我这个年龄，已经学会接受这一铁的事实，因此不会有太多触动。于我而言，他无非是另一个人生之路走到终点的老人而已。我们都将走向那一天，何必大惊小怪？

由此可见，也许众多网民和我一样，都不算是非不分、价值观偏离。我们只是有着“物伤其类”的朴素情感，为一个与自己更相似的人的不幸辞世哀悼而已。归根结底，我们对他人死亡的情感宣泄，与对方的权力、地位或声望无关，而是取决于死者与自我的联系有多紧密。所谓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，我们只对自己亲近的人，或者被归类为“自己人”的死者，才会有更深的痛。至于无关自我的他者，每日离世者何止千万，我们如何顾得过来？只不过，正如姚贝娜之死于我的震动一样，所谓“自己人”，并非只有我们的亲友，还包括那些我们视之为自己的“影子”的人，比如另一个80后的年轻人，另一个因乳腺癌去世的女性。我们关心这些“影子”，归根结底是关心自己。作为“影子”的他人之逝，只不过以一面镜子的方式，引起我们对自己和亲人的担心。我们哀悼“影子”，其实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们自己以及亲人的生命也是如此脆弱，一定要“且行且珍惜”。

其实这种物伤其类的情感，又岂止于对死者的哀悼？我们面对每一个人，都会下意识地首先进行“自己人”和“他者”的分类。对于“自己人”，我们因其快乐而快乐，因其不幸而哀痛。对于“他者”，我们更多是无动于衷，甚至加以憎恨和愤怒。如此人之常情，其实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强化的生存本能。人类起源于丛林，凶险四伏，唯有依靠同类尤其是同族，才有生存和繁衍的可能。即便进入文明社会，亲友的支持也是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。人类把对“自己人”的功能性依赖，内化为物伤其类的原始情感，让其成为我们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应，正是人类进化的必然选择。

然而源于丛林的物伤其类这一本能，到了现代法治社会，却可能有一些不合拍。法治强调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，强调对所有人——包括罪犯——的尊重。但因为物伤其类的本能，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眼里，罪犯都是“他者”而非“自己人”。毕竟，相比成为罪犯的几率，我们被犯罪侵害的几率要大得多。比如遭遇过盗窃的人，显然要比小偷的人数多。既然如此，当人们思考刑事政策的时候，一般都是从被害人立场出发，倾向于严刑峻法，而很少考虑罪犯的福利。罪犯权利的扩张，往往更依赖于少数人——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法律人——的呼吁和力排众议，而非大众民意的诉求。比如学界热衷的死刑废除论，若真要诉诸全民公决，其实很少国家能通过。只有当罪犯的处遇极度恶劣，以致触及多数人作为“人”的底线的时候，才会出现追求改善的社会共识。比如今天的中国，死刑或许还有大范围的支持者，但是车裂或剐刑显然已不再有市场，因为他们毕竟是“人”，至少也算同类。反之，对家畜家禽这些“他者”开膛破肚，似乎又是习以为常的事。

总而言之，人类基于生存和发展的竞争，早已习得物伤其类的本能。到了法治社会，因为罪犯总是一小撮的“他者”，往往注定被公众所忽视甚至憎恨。没有多少人挂记罪犯的权利，就如没有多少人哀悼一个高寿将军的逝世一样。尤其在“少数服从多数”的民主机制下，刑事司法似乎天然具有严苛化倾向。正是因此，从事刑事实务或研究的法律人，俨然成为罪犯权利的唯一依靠，因而也注定要时时拂逆民意，方能践行保障人权的誓愿。